第一章 

一

我的“小弟弟”有时会成为话题。

小时候，大人给我穿上开裆裤，它晃晃悠悠地跟我一起出征。其实，那时候除了撒尿以外，我并不怎样在意它。虽然邻家六岁的小姐姐，偶然会将天真无邪的目光投向它；而个别促狭的叔伯甚至阿姨，偶尔也会用他（她）们的“爪子”不怀好意地偷袭它。但我小小的年纪，已经懂得虚怀若谷，对这样一类“性骚扰”事件，总是不以为意，腼腆地一笑了之。

然而有一次，它却大大地让我丢了一次丑，那是在大院外的一块草坪上，正逢仲秋季节，无名的野草稀稀拉拉，已经有点返黄，只能遮挡草坪一半左右的泥土。我半蹲半坐着，跟邻居的几个小伙伴一起玩耍玻璃弹。那种玻璃弹是圆形的，有手指头那么大，中间镶嵌着五颜六色的花案，时至今日仍然可以在市面看到。我们在地上挖出一个个小小的坑，然后用手捻住玻璃弹弹射出去，进坑者赢。对于四五岁的孩子，这种游戏并不能算幼稚，相反还有点难度吧。

正玩得不亦乐乎，忽然，我感到自己的“小弟弟”，又疼又痒，低头向开着的裤裆一看，居然又红又肿！四岁的小孩，毕竟没经过世面，于是“哇”的一声，嚎啕大哭起来。在我查看裤裆的时候，旁边的小伙伴也注意到了我的窘况，我这一哭，固然让他们同情，却也手足无措。

哭声引起了大院内大人的注意，当时我父母不在家，住在院门口的王王婆正好在凉晒衣服，听到哭声便过来看个究竟。于是，我那不知廉耻的“小弟弟”成了王阿婆和周围所有男女小伙伴研究的对象。其中，就有我在初中暗恋的李明娜。

王阿婆一口咬定是蚯蚓“舔”到了我的“小弟弟”，造成了我莫名的肿痛，而我和其他小伙伴们，对此也深信不疑，于是从此，我和大院内所有的小男孩，都坚决告别了开裆裤。

“小弟弟”的肿痛很快就痊愈了，但因为所有的小伙伴都取笑我，终于在我幼小的心灵上，刻上一道虽然轻微却不易磨灭的伤痕。

青春岁月，在不经意间来临，第一根萌芽的“鸟毛”，悄悄地在“小弟弟”身畔扎下了根。因为没有包皮长的困惑，发育后的“小弟弟”原形毕露，经常让我自惭形秽，并且，其肤色也似乎比公共澡堂内同龄男孩的更黝黑——在我看来，当然就是更难看。

它伴随着我的成长，也逐渐变得茁壮而有力量，虽然外表粗野，颇有些其貌不扬，在我今后的生涯中，还会一次又一次地成为某些特定场合中的话题，但在以后的故事中，除了片言只语，我将不再强调它，以便让所谓的高雅情调得以展现。

二

李明娜也曾是一个话题人物，不过，在她很小的时候，人们议论的只是她的母亲——一个30多岁的离异女人。

每一个人孩提时代的记忆，通常总是很有意思的。但那个年代，孩子们固然无忧无虑，平民百姓中许多人也安于贫困，知足常乐，对有些人而言，却可能有些残忍。不过，当时的我，对此自然是无法体会的。只不过还留下了一些记忆的片断，加上日后了解的历史，去帮助我去应证这一点。

那年秋天，我刚上小学，中午放学回家吃午饭，路上看到几辆大卡车上装着好些“坏蛋”，一律用绳索把手臂反绑在背后，脖子上挂着“反革命”、“盗窃犯”、“流氓犯”、“坏分子”之类的大牌子，“坏蛋”的身后，站立着全副武装的民兵，那时我特羡慕他们手中的步枪，刺刀在阳光下亮闪闪地伸出。

因为相信卡车上的那些“坏蛋”都是罪有应得，我对他们并没有同情心。不过，最前面的那辆卡车上的罪犯，脖子上挂的牌子上，墨汁书写的名字被打了一个红色的大叉，凭一个7岁小孩的社会经验，也知道他们是要被押去枪毙的。卡车在街上行人的围观中行进地很慢，我可以追着第一辆，看得更仔细一些。

大人们把这些被判死刑的囚犯叫做“枪毙鬼”，那时的寻常百姓，对政府通常是深信不疑的，当然也相信这些“枪毙鬼”都是死有余辜，对他们绝无同情之心。第一辆卡车上架着的高音喇叭，音量被调得很高，在播一些当时我还听不懂的慷慨激昂的话语，夹杂着街道两旁行人的唾骂声。他们背后站立的民兵，还不时地狠狠用力把他们的头颅按下去，据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让这些“阶级敌人”临死还表现出一副嚣张的气焰。

在这样的声势下，七八个即将赴死的“枪毙鬼”，有两个却在倔强地挣扎着，想要把头颅抬起来。其中一个是年青人，黝黑的脸膛上一副凶狠的表情，当然，当时看是凶狠，或许是愤懑也未可知。他的脖子上，挂着的是“强奸犯”的牌子，身旁的行人议论说他强奸的是军人的老婆。而另一个则似乎很老了，一张皱纹遍布的老脸不但苍白、而且有些浮肿，头发连同下巴上耷拉着的稀疏胡须也全白了。胸前的牌子，表明他是一个“反革命”。

我之所以对他的印象特别深刻，下面很快就会说到。我记得他的脸上并没有太多的表情，一般而言，象他那样六七十岁的年纪，对于死亡，本该比同车上其余年纪较轻的人看得更淡更透一些，但他仍然在挣扎着抬头，在专政强有力的臂膊下，正面抬不起，就向侧面抬。看得出他跟身后那位民兵同志“较量”很久了，他不断的尝试多少取得了一些效果。

 这时我凑得很近，有点奇怪吧，当时的我，对于这些“坏蛋”并没有多少恐惧感，于是，我看清楚了他的眼睛，那是一双并不混浊的眼睛，不但不混浊，而且漆黑，有着一种老年人很少具备的亮泽。我不由得被那双眼睛吸引了，盯紧了看。天哪！他也朝我看了一眼！短暂的对视却给了我一种难以言表的震撼。我似乎浑身哆嗦了一下。正在这时，我耳边传来了一个熟悉的声音：“爷爷！”

那是一个七岁女孩稚嫩的喊声，紧接着便是一阵抽噎声。我回过头，惊讶地发现我的邻居兼同学李明娜，原来她就在我身旁，我却一点没有发现。我随即又看了那老“反革命”一眼，看到他眼角的泪水和悲痛难抑的表情！

三

李明娜呆若木鸡地站在那儿抽泣，忘了应该追上那辆缓缓前进的卡车，多看她爷爷几眼，对她爷爷说句话。换成我，一定会这么干，因为以前就听她说过，从小到大，没见过爷爷几面。不过，现在想来,让爷爷在临死前和小孙女见上了最后一面，对彼此都算一点安慰吧。

她爷爷在游街示众前，被在市中心的体育场举行的公审大会宣判了死刑，罪名是恶毒攻击伟大领袖，加上他在旧社会的那段经历，属于历史与现行双重反革命分子，所以罪无可赦。

70年代中期，尚处于文革的余威中，当时对待罪犯，普遍采用这种办法：先在露天广场上公审，再将罪犯一路游街示众，然后该处决的去刑场、该坐牢的去监狱，以起到“打击阶级敌人、犯罪分子嚣张气焰，鼓舞无产阶级、人民群众革命斗志”的作用。

那时的法律体系，即使在形式上也是很不健全的，检察院和律师制度在文革初即被取消，直到1978年才得以恢复。因此没有一个律师为她爷爷辩护，也没有一个检察官为她爷爷抗诉。

固然，这些事对于当时的我,是不可能去弄明白的。我只记得李明娜在她爷爷被枪毙以后，并没有在臂膀戴上黑纱，或在胸口系上白花。而同学和邻居看到的，也只是一个变得有些忧郁和沉默寡言的小女孩而已。

我不知道，除了那次在街头目睹爷爷作为死刑犯游街示众而嚎啕痛哭以外，她回家有没有再哭过，但她一定会把这件事告诉她的母亲，然后她的母亲会说什么呢？或许会说：孩子，这不是一件光彩的事，别告诉你同学，也别告诉咱们的邻居；或许会说：女儿，我跟你爸爸已经离婚了，他已经不是你的爷爷，他是坏人，咱们要跟他划清界线。但这些，只是我现在根据情理所做的推测而已，究竟是怎样的一番对话，由于李明娜和她母亲都已经作古，已经永远无法考证了。

当时，我和李明娜并肩坐同一张课桌，却从未跟她讨论过她爷爷的事,也没有问过她内心在想什么,不是没有机会，而是无法理解，为什么她那貌似温良的爷爷要去恶毒攻击伟大领袖，在七岁小孩那一颗懵懂的心灵中，敢于这样做，无异于凶神恶煞，于是在一种神秘加恐惧的微妙情绪中,我也保持了沉默.

至于邻居和同学们，则无一例外地知道了这件事，私下里不免议论一番。我记得父亲和母亲，就曾为李明娜和她的母亲该不该为“枪毙鬼”戴孝（黑纱、白花一类）的问题，起过一番争执。母亲认为该戴，而父亲则认为不该戴，他们各自的理由是什么，我听过，但记不清楚了。